厦门，集美，鳌园。雄伟的集美解放纪念碑巍然挺立。基座的正中央镌刻着一幅画像。画像内容就是表明陈嘉庚先生“心迹”的那张照片。“华侨旗帜，民族光辉”陈嘉庚就长眠于此。曾经，陈嘉庚先生坚持不参加任何党派，他办的学校也不允许任何党派插手。从对党派“保持距离”，到热情拥护中国共产党；从要求学校必须脱离政治，到主动请调共产党员担任集美中学校长，陈嘉庚这一巨大心理转变的背后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一位无党派人士，为什么要在自己的长眠之所铭刻中共党史？28米高的集美解放纪念碑碑身，又蕴藏着怎样的寓意？今天带你了解一位爱国侨领与一个伟大政党的不解之缘  

       陈嘉庚是华侨史上集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各方面活动于一身的典范，毛泽东曾热情地称誉其为“华侨旗帜，民族光辉”。1940年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访问延安，是他一生中尤为壮丽的一页。

      1937年7月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，广大爱国华侨的精神为之振奋。次年，南洋800万华侨的抗日救国统一组织“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”在新加坡成立，陈嘉庚任主席，积极以财力、物力、人力支援祖国抗战。1939年冬，蒋介石在天水行营发布了关于陕甘宁边区国共摩擦情况的报告，引起海外爱国华侨的不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陈嘉庚决定组织并亲率“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”回国考察。1940年3月26日，陈嘉庚一行五十余人抵达重庆。

       陈嘉庚一下飞机，即向前来迎接的重庆各界人士及新闻记者阐明此行回国的目的：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之意；一是考察战时国内状况，带回南洋向华侨报告，使千万侨胞增加爱国热心，以外汇财力资助祖国抗战。至于慰劳行程，他郑重表示：“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，如能达到，余亦拟亲往视察，以明真相，庶不负侨胞之委托。”

陈嘉庚的讲话使国民党当局十分不安，千方百计阻挠他的延安之行。百闻不如一见，陈嘉庚执意亲往延安。由于陈嘉庚的坚持，在共产党驻渝代表董必武、林伯渠、叶剑英的安排下，经毛泽东主席正式邀请，陈嘉庚的延安之行终得实现。

      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，陈嘉庚在延安度过了他毕生难忘的9天。此间，他不顾67岁高龄，广泛接触各界人士，悉心进行考察研究，拜会毛泽东主席、朱德总司令，并与财政、公安、司法各界负责人进行多次深入交谈，参观女子大学、抗大第三分校、延安新市场及安塞铁工厂、印刷厂，广泛接触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校友及归侨男女青年，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会和欢送会。通过这些活动与接触，他眼界大开，展现在他面前的原来是这样一个充满生机的神奇世界。

       6月1日下午，陈嘉庚去杨家岭赴毛泽东之约。陈嘉庚对共产党进行反摩擦斗争不理解，他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，共产党应多做让步，要以团结求团结。毛泽东耐心地向他解释：因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消灭我们，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，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本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我们只有对他们在政治上、军事上的进攻给以适当的还击，才能使他们承认进步势力及各抗日党派和团体的地位，不敢轻易同日本妥协，不敢轻易发动全面内战。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，若以团结求团结，不但团结搞不成，进步势力还会横遭摧残，统一战线也将破裂，全国将重新陷入内战之中。因此，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，但是只有在进步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。

       次日午饭时，朱德向他介绍了八路军英勇作战及国民党顽固派包围陕甘宁边区、制造两党摩擦的情况。此后，毛泽东又和陈嘉庚进行了多次交谈。4日下午，他们在考察团住处延安交际处一直谈到晚上10点。

      陈嘉庚在重庆时，常听说陕北延安等地，人民如何苦惨，生活如何穷困，稍有资产者即被剥榨净尽，活埋生命，极无人道。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和重重封锁，使他对这些说法将信将疑。有天午饭后，陈嘉庚到延安新市场散步，看到路两边有许多商店。人们告诉他，这些店大多是私人开的，陈不相信。后来他问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：“这些商店每家有多少资本？要抽多少税？”南汉宸回答说：“资本有多有少。多的10万、20万，少的数十元、上百元。我们支持本地商人和外面商人在边区做生意，对他们办的商店抽税很轻很少。”陈又问：“对农民怎样抽税呢？”南答：“这要根据收成好坏来定。每季收入超过400斤的每百斤抽几斤交税，不到400斤的就免交。”这样，陈嘉庚才逐渐改变了原来认为共产党“有产必共”的看法。

       陈嘉庚很喜欢和学生交谈，对华侨或闽南籍学生所言多深信不疑。一次，他们谈到边区实行民主政治，老百姓自己选举村长、乡长和县长，陈嘉庚提出疑问：“老百姓不识字的多，不会写自己想选的人的名字，怎么选举呢？”同学们告诉他：“开选举大会时，候选人都背对群众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，每个人身后放一个碗，候选人看不见老百姓选了谁。监选人按应选出的名额给每个选民发几粒豆子，选民把豆子放到自己所信任的人的碗里。最后，谁碗里的豆子多谁就当选了。这就是无记名投票。”陈嘉庚听后不禁哈哈大笑，他风趣地称之为“豆子选举”，认为它体现了共产党办事公道、真正民主的良好作风。

       访问延安是陈嘉庚政治生活发生根本转折的契机，也是他生命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。在此之前，他是坚决的“拥蒋派”，对共产党不甚了解。然而，他为人正直，尊重事实，勇于接受真理，仅9天的延安之行，“实为别有天地，大出我意料之外”，他的认识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对共产党由怀疑转为同情和信任。

      陈嘉庚对延安和中国共产党得出以下结论：

      一、没有苛捐杂税，不像国统区那样捐税多如牛毛；

      二、领导人廉洁，他们的工资标准和一般干部、士兵相差很小，这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照；

      三、没有乞丐、妓女和失业的人，人民生活过得去，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民不聊生；

      四、领导人与人民群众平等相处，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等级森严；

      五、社会治安好；

      六、男女关系严肃；

      七、朴素成风；

      八、民主风气好，县长是民选的。

      正如后来他在《南侨回忆录·弁言》中所写的那样：“余观感之余，衷心无限兴奋，梦寐神驰，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。”

       怀着“喜慰莫可言喻，如拨云雾而见青天”的心情，陈嘉庚离延之后热情地向国内外宣传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，宣传陕甘宁边区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，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救国的诚恳态度和英明政策。“中国的希望在延安”，他走一路宣传一路。一个无党派爱国老人的公道话，使在国民党严密控制下的大后方人民耳目一新，受到极大鼓舞。蒋介石恼羞成怒，于1942年免去他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职务，特务分子不断袭扰他，使他不得不在爪哇岛隐姓埋名达10年之久。正是这种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，使他终于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。

       1949年，陈嘉庚回到“梦寐神弛”的祖国，并应毛泽东之邀，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，他的生命之光变得更加壮丽辉煌。

       陈嘉庚先生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、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。晚年的陈嘉庚，请人在鳌园刻录“台湾省全图”，念念不忘国家统一。1961年8月12日，陈嘉庚在北京逝世。